电影理论与批评路径：意识形态批评

“意识形态批评”

“意识形态批评”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最重要、也是最富于活力的电影理论与批评路径之一。它有效地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后结构主义、电影的文本细读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某种使电影批评介入社会现实变更或社会斗争的方式之一。

意识形态·政治·社会

在电影理论自身的脉络中，所谓意识形态批评大致有两种理论渊源和实践趋向。其中之一，是建筑在著名的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重要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上的思考和批判。它侧重于通过电影文本去发现所谓“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把某些特定的文本视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运作的政治神话。其二则源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并通过对电影文本的考察，揭示某种社会霸权理论何以形成并获得确认。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区别于国家机器，它是非暴力的，隐蔽和象征性的。一个暴力的权力机器能够成功运转，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供的某种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它不仅说明统治者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说服被统治者接受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尤其是那些不尽人意的地位和命运。

该理论的关键词：主体；再现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葛兰西的理论涉及多个面向，与我们的讨论直接相关的是他关于“霸权”的论述。所谓霸权，固然指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霸权”却不是、不只是通过暴力而获得确立的。统治的思想常常同时是获得了多数人由衷拥戴和认同的思想体系于话语系统。在葛兰西看来，统治者只有在确立了文化霸权之后，才可能确立可以成功运行的国家机器。霸权的确立并非一个一劳永逸的收服被统治者的行动，而是一个绵绵不绝的动态过程。统治阶级必须以某种方式吸纳、包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表述于其中。霸权理论在50年代后期被英国首先兴起的“文化研究”所广泛接纳和吸收。

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

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的电影理论表述于批评实践。其中的重要论文之一是让-路易·鲍德里的《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效果已经内在于电影摄放机器之中。法国理论家福柯指出：所谓“人类”不过是一种近代产物。即，所有关于“人”的理论、想象和阐释，其实都是现代文明的建构，是整个启蒙主义、理性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表述，是神话中的神话。

鲍德里一个有趣的提法是：电影是“意识形态腹语术”，即意识形态似乎并不直接言说或强制，但它事实上是在不断地讲述和言说，只不过是成功地隐藏起了言说的机制和行为，成为某种不被感知的言说。一如著名理论家齐泽克对“意识形态”所做的表述：某种表述“只要涉及社会控制（‘权力’、‘剥削’）的某种关系时以一种固有的、非透明的方式起作用，我们就正好处于意识形态的天地之中：使得控制合法化的逻辑真正要行之有效，就必须保持在隐蔽状态”。

另一篇由法国重要电影刊物《电影手册》编辑部集体撰写的长篇论文：《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当代电影理论中意识形态批评的确立。其中的关键词之一，铭文，即社会意识形态如何将自己书写在每部具体的文学、艺术、文化文本之中。文中作者指出，对任何个别的文本的考察都可以在两个面向上展开：一是影片与它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状况间的动态关联；一是与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尤其是它讲述故事的方式与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情境间的动态关联。

《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中的意识形态批评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反映论，其重要区别之一在于，文本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它同时可能是这种社会情境的一种建构性的介入力量，至少是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区别之二，则是它不仅关注文本的“内容”，还关注其“形式”：如何讲述。在很多时候，以不同方式讲述的故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效果。其次，这篇论文另一颇具启示性的分析思路是去寻找一部文本中那些未曾说出、但“已然”说出、而且必须说出的因素。简单说就是每个故事都包含着某些作者认为、或作者设定为约定俗成、不言自明的前提。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要思路，那便是不仅关注文本所讲述的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方式，而且关注它“没有”讲述的因素——关注那些意味深长的空白，用理论的表述，便是关注一部文本中的“结构性裂隙和空白”。

在电影的意识形态批判中频频被引用的另一个重要思路是来自美国电影理论家汉德森的论文《<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在这篇论文中汉德森重述了法国理论家福柯的观点：“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也就是说，对于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而言，最为重要的参照系数，不是影片中故事所发生的年代，而是制作、发行、放映影片的年代。影片的制作者选择某个历史年代作为被讲述的年代，将他们的人物故事安放在某些历史场景之中，其重要依据，无疑是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现实。